“党人”不存，国将焉附？

✎ 笔 者 按 

别梦依稀咒逝川，我的出版生涯即将结束，但三十年前工作不久策划的四本帝国衰亡（汉唐宋明）四书——徐兴无师弟的《汉帝国衰亡》、赵益师弟的《唐帝国的衰亡》和《宋帝国的衰亡》、夏维中师弟的《明帝国的衰亡》——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它们将在中国出版史上长期留存。

四书当时开中国历史新叙事的先河，集文献功底、问题意识、历史叙事为一体，这样的历史三重奏当时无出其右，今日少出其右。

据说江苏人民社今年将再版四书，包装设计一定耳目一新，书名也会更改（原来的整个书名是当时出版编辑小秀才刻意对仗的产物，实在是败笔，不忍重复），加上今日营销能力，一定能横空出世莽昆仑。特以书评四篇记录一下。

作为客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大多是在语言中存活下来的。时间湮没了历史的陈迹，但无法销蚀语言。在语言中，历史以文献的方式得到了留存，得到了理解，得到了生存下来的居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人类文化形式的历史主要就是对客体历史的语言呈现，当然古代史的考古、当代史的影像、当下史的大数据做了最坚实的补充。在这里，语言的历史具有确定性和封闭性——它尽量追求真实，尽管这种真实不可能得到彻底的实现，甚至一开始就充满了无法补救的断裂、空白、遗失，甚至塌陷，尤其在没有影像和大数据支撑的古代史当中，完全依赖于考古，依赖文献和文献之间的比照、取舍。结论是：我们不可能完全面对客观的历史；也不可能面对一个“完全”的历史。

过去的历史又处于新的历史变化之中。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不断地被一代又一代人以不同的文化视界所审视，这种文化视界又决定着人们对过去历史再现的取舍。进一步的结论是：单一的历史视角是不存在的，历史的意义被不断地发现和创造，新的意义的可能范围在不断地形成、扩展；同时，长期被掩蔽的东西被置于光亮之下，而长期被突出的东西又可能退隐到灰暗的背景之中。历史就这样永远被一个个新的现在不断地在这两个方面——前者是问题、后者是叙事——重写，历史的意义和场景就这样永远处于再生和消解、凸现和遗忘之中。历史在这里具有了变动不居和开放的性质，它不再仅仅意味着过去，它就此从对过去记载变成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东西。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最终，在历史中，场景再现的功能和意义再创的功能糅为一体，历史的封闭性和开放性在一个个新的现在中以不同的形式会合。（参见我在“《英帝国史》是一部小型的世界近代史”中提出的历史七重奏的论点）

历史学术和由此延伸的思想、理论需要学者非同一般的素养：严谨的封闭功夫和自我约束的开放视野。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是会以马克斯·韦伯主张的学者使命，承担起历史学术、思想，甚至理论的责任。

当《白日薄西山——大汉帝国的衰亡》一书用“衰亡”的历史主题来剖析大汉帝国的时候，堆积在桓、灵、献三帝统治时期上厚重的尘埃被掸拂而去。对这段历史时期人物、事件的再现以及对其衰亡过程的描绘，把历史一下带回到近二千年前的过去；而作者对大汉衰亡原因的探索，在书中体现的精神气息，又时时让人感到二千年后的文化视界。

大汉帝国是我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王朝，它不仅赋予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姓名，而且铸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个性。它和之前试验性的秦帝国一起，开创并发展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它将夏、商、周三代根据宗法血缘秩序建立起来的分封王国，转变成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使这种政治观念和体制深入人心，一直延续至近代。它是中华本土孕育出来的第一个强盛的帝国和时代。然而至东汉和帝（89-105年）以后，君主冲幼、外戚专权、宦官擅权、党锢事件、士族崛起、庄园经济、宗教运动、流民暴动、边将叛变、军阀割据的现象比肩接踵，纷至沓来。至桓、灵两帝之后，这些矛盾集中爆发，形成巨大的冲击合力，摧毁了大汉帝国的社稷江山。本书集中截取桓、灵、献三帝执政72年的时间段，全景式地展示了这个帝国走向衰亡的全过程，并由此揭示了大汉乃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根本矛盾。读者不难发现，此后中国历史上任何帝国的灭亡，都以不同的形式重蹈了大汉帝国的覆辙。因此，本书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了解后来唐、宋、明、清几个大帝国的衰亡提供了历史的坐标。全书气势恢宏，不乏大汉之气势，在再现历史的基础上，它充满了现代人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给这一段在大汉中显得迷蒙、混浊、纷乱的历史投去深沉的理性之光。

政治腐败是任何朝代衰亡的共同原因之一，其他特殊的历史原因一般都是通过政治腐败发挥作用的。大汉自殇帝（106年）之后，皇统屡绝。国柄或归诸外戚，或归诸宦官，朝纲紊乱，积重难返。就封赏爵位来说，道德、行为的准则丧失殆尽，受封者多为外戚、宦官的亲党或通贿权奸的虚诈之徒。故后来的士大夫认为接受封爵是一种耻辱。同时，帝国的察举铨选，也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之徒登堂。权力成为聚敛财富的手段，成为排斥清流士大夫的手段。

自顺帝（126-144年）开始，朝中士大夫已有清流和浊流之分，清白和腐败之别。这种分化和冲突，到桓帝（147-167年）执政时，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未做官或不做官的士人）、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他们希望用舆论、直谏和手中的权力，扭转社会风气，医治已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这样，一个有号召力的党人集团，从帝国文人的各阶层汇聚独立出来。

今天看来，党人就是当时那些做官的、不做官的、未做官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也难免有种种缺点，如太学生们总是本着经典中圣人们远不可及的理想标准，衡量朝廷政治，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有些士大夫在处理政务、为人处世时便显得过于迂腐，不懂政治上的迂回、权宜之术，一点也不会察言观色，显得孩子气十足。但是，治理一个国家绝对不能单靠有权有势的外戚和宦官，尽管他们的存在有着种种合理的理由，他们的行为有着种种合情的依据。国家机器的运作是否有效、文教制度的操作是否有力，实际上都维系于恪守道德礼义、熟谙行政技术的士大夫们以及他们的后备军。

然而，帝国管理和运作的关键——士大夫们的命运自和帝（89-105年）开始就步入下坡路，变得无足轻重起来。从和帝到质帝（146年）的57年间，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为把持皇权展开了无休止的争斗。他们轮流坐庄，天子们仅仅是外戚和宦官手中的一个象征甚至玩偶。到了桓灵二帝之时，宦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他们不仅打败了外戚势力集团，打败了朝廷士大夫阶层，打败了酷吏的法制利器，也击溃了帝国的根基——党人集团以及党锢君子们的道德力量。

大汉自高帝开基以来，沿袭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标准不再依靠贵族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士人（士人包括游士、儒士、士大夫、名士）。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汉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不害、韩非子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尽管汉朝的法律也很强大，但帝国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法律不再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自周文王、周公至孔夫子构建并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理论得到了推崇。德行和经术皆长的士人被擢拔出来成为士大夫，承担起管理国家的重任。然而到了桓灵二帝执政期间，企图力挽帝国颓势的名士（有社会声誉的士人）、太学生、清流士大夫却被视为一伙捣蛋鬼，成为了被杀头、放逐、禁锢、永不录用的党人。

结果是：恪守传统政治和文化理想的士大夫们以卵击石，飞蛾扑火，纷纷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落马。他们拿出整个性命，去为历史负重，作荒漠中的呼喊，作壮烈的牺牲，如李膺、范滂之流。

结果是：向往内圣外王的名士们拒绝了出仕的道路，选择清贫和隐逸，因为他们发现帝国已失去道义的根据，如郭泰、申屠蟠之辈。

仅在桓帝执政的166年（延熹九年），帝国就在全国搜捕党人七八百人之多。各郡国陆续开出了本地党人或与党人牵连者的名单。由于帝国中央下达了硬性任务，加上各地中官势力的添油加醋，政治派别利用此事趁火打劫，帝国的精华分子几乎被整肃殆尽。

到灵帝执政时，党禁非但未解，而且变本加厉。党人成为欲图社稷的构党阴谋分子，纷纷被废黜、抄杀，帝国的君主、宦官、政客已经病态到极点。他们在施虐于道义、真理、正直和知识分子上找到了无尽的快感。

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惟一的光亮就是党人不屈的意志、前仆后继的骨气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这种精神状态确实要让后世的士人们汗颜。其中惊心动魄之事书中均有生动描述。

本书把党锢事件中所有的残酷、所有的变态；所有的坚韧不拔、所有的大义凛然都再现得淋漓尽致。真是大汉未亡，党锢事件已经泄露出浓浓的衰败之气。

对知识分子的集体迫害是对文明的亵渎，结果只能是政治的崩溃。党锢事件令大汉统治的力量全部丧失，固基支梁、抱柱维持帝国大厦的忠义之士灭绝殆尽；而残存下来的精英分子不再对其眷恋之情，或隐逸尘外，或另辟地基，重造新帝国的事业。朝廷中余下之人尽是乌合之众，政治上稍受冲击，便拆砖卸瓦，一哄而散。大汉的悲剧是深刻的，它的文教和道德造就了一大批有教养、有气节的士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但它的政治最终又亲手毁掉了它所养育的这个阶层，从而最终毁掉了自己。